在中国，过去几十年间里，牛奶一直是现代化和富裕阶级的社会象征，更是现代中国崛起的标志性功绩。那么，在西方媒体的语境中，中国乳业是如何一路走来，又为何在接近顶峰之时被批评“在任何情况下，中国的牛奶需求都会对地球产生不利影响”？

 

01 渴求

 

43岁的北京市人简一（化名），至今仍清晰的记得第一次接触到新鲜牛奶时的感受。“那是上世纪90年代，我第一次在电视节目中看到它。当时的广告明确表示，喝牛奶将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更有能力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他那一代的很多中国人对牛奶的痴迷，都源于1984年在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彼时，电视机的使用权开放使中国人第一次通过直播看到了真正的外国人，而不是演员。简一回忆说，“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惊讶地看到外国人是多么的坚强和高大。于是，他们得出结论，美国人吃了很多牛肉，喝了很多牛奶，而中国人需要赶上来。”

 

另一方面，日本人曾经历的发展阶段也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击败日本并占领日本后，在日本学校推行了喂养计划，为儿童提供牛奶和鸡蛋。于是，这一代日本人的平均身高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而在20世纪以前，还处在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普遍将牛奶视为野蛮入侵者带来的恶心的食物。虽然19世纪鸦片战争期间，已经有外国人将奶牛带到了中国的部分港口城市，而蒙古牧民等少数民族也食用发酵过的牛奶，但这并不是传统中国饮食的一部分。

 

虽然，简一对牛奶表现出了巨大的渴望，但他的父母却从未食用乳制品——彼时，中国经济并未对全球市场开放，其自身的生产力也非常有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牛奶在中国一直供不应求，并被配给了那些被认为有特殊需要的人：婴儿和老人，以及一定级别以上的运动员和干部。

 

在上世纪80年代、市场开放后，奶粉首次出现在了小商店里——但只能用国家发行的券来购买。简一的父母是第一批购买到奶粉的中国父母之一。“当时的奶粉很昂贵，我也并不喜欢喝，但我们说服自己这是会让自己更加强壮的食物……当时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就一直受到侮辱，但我们终将不再是被欺侮的对象。”

 

02 崛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据说全国的奶牛牧场里只有12万头奶牛。但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牛奶生产国，拥有约1300万头奶牛，普通人的乳制品消费量更是从基本为零增长到如今每年消费约30公斤。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至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约10%。改革的第一阶段结束了农业集体化，允许个人开办企业，并向外资开放了相关产业。

其间，一项新的“家庭责任计划”出台，使农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耕种土地、并再次出售剩余产品以获取利润。此外，政府还鼓励小农户饲养数目不多的牲畜以增加家庭收入，同时也增加相应产品的供应。结果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粮食产量以平均每年4.5%的速度迅速增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开始向食物链上游转移：从主要以谷物和蔬菜为主的饮食向以肉、奶、脂肪和糖为主要成分的饮食过渡。整个1980年代，中国乳制品的消费量迅速增长。以超级市场为例，基于具有较长供应链的西方零售模式也进入了中国的城市，这使生产者有可能进一步分配牛奶，也使购物者更容易买到牛奶。

 

此外，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买得起冰箱，于是，便可以随时获取牛奶。对于长时间工作的工厂员工来说，乳制品是无需烹饪即可获得营养的便捷方法。上世纪90年代末进入中国市场的超高温灭菌奶技术更进一步推动了消费。此外，由于发酵奶有助于分解乳糖，因此帮助消费者客服乳糖不耐症的酸奶产品也供不应求。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诸如恒天然，雀巢，达能和爱氏晨曦等全球领先的乳制品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以发展品牌。麦当劳等西式快餐的到来使奶酪成为了中国人的日常饮食。80年代末，星巴克在北京开业，西式咖啡店文化风起云涌，使牛奶在原有的营养价值基础上，更变成了时尚的代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其间，在国家的支持下，获得了外国资本垂青的中国乳制品加工企业并不甘心屈居人后——它们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先通过广告来创造需求，然后通过供应来满足需求。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蓬勃发展，由此带动人们消费了更多的乳制品。但不可忽视的是，内陆城市和沿海城市的差距也被逐渐拉大，相对贫穷的内陆地区的人们仍然很少喝牛奶。于是，彼时的中国政府开启了新的战略部署：通过提高农业效率，加快并不那么发达的西部地区的发展。其中具体的政策包括，推动内蒙古地区奶牛畜牧业集约化和工业化规模养殖。

 

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的五年计划为乳制品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例如：向乳企提供贷款、税收减免，并发行了数千万国债资金以改善种畜以及挤奶和包装的相关设施。从此，内蒙古就成了国内牛奶的主要来源，至当下，内蒙古产出的牛奶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推动了乳制品贸易：1990年，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每年的乳制品消费量为4公斤；2005年，这一数字猛增到18公斤。不过，同时期农村的乳制品年均人消费量虽然也达到了3公斤左右，但消费量增长依然滞后。

 

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牛奶已成为现代化、富裕社会和能够养活人民的国家象征。在这种巨大的转变中——牛奶不仅是食品，而且是“战略工具”。向全国所有人提供动物相关产品，特别是牛奶，是解决由于中国大城市和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矛盾的一种方式——在最贫困的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营养，仍有近五分之一的儿童发育迟缓。

 

为了进一步宣传饮用牛奶的益处，中国开始培养新一代的乳制品消费者。婴儿天生具有制造乳糖酶（消化牛奶中乳糖所需的酶）的能力。但通常，在婴儿断奶时也会失去这种能力。但如果婴儿不停止喝牛奶，则可以保持一定的生产乳糖酶的能力，从而避免腹胀的问题。

 

同时，中国政府发布了新的官方营养指南，建议饮食中增加牛奶和奶类食品，并开始广泛地向“父母”们宣传牛奶喂养的好处，甚至在2000年启动了一项学校牛奶计划，每天向城市儿童免费提供一杯奶，更将其推广到农村。

 

03 “梦”醒

2006年，一位领导在访问了一家奶牛场后写道，他有一个梦想，即中国每个人，特别是孩子，每天都应该喝一斤牛奶——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牛奶消费在中国的飙升，但随后发生的事儿，让世界为之震惊。

 

2008年，包括伊利、蒙牛在内的22家国内乳企的原奶被发现掺入三聚氰胺——一种用于塑料的工业化产品，可以被添加到牛奶中以在蛋白质测试中获得更高的检测数值。三聚氰胺与尿酸结合形成肾结石，对泌尿系统造成严重损害，特别是在婴儿和幼儿中。中国大陆近30万儿童患病，其中6个婴儿死亡。

 

其中，“三鹿乳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在事发前数月已经发现了原奶掺假的现象，但却掩盖了这一真相，并花钱购买了互联网搜索引擎来审查和屏蔽有关其产品的负面信息。此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展现现代化中国正面形象的同时，当地官员推迟了向更高级机关报告的进程。

最终，拥有三鹿乳业43%股份的新西兰乳品合作社恒天然公司（Fonterra）将上述情况上报给了新西兰政府，并迫使中国当局采取行动。于是，三鹿乳业成了执法的焦点：其管理者被起诉并入狱，一个奶农和中间人被审判。然而，该事件大部分的责任被归咎于小奶农和从公共挤奶站收集牛奶的不受监管的中间商。

 

由于父母们的恐慌，以及对国内乳企信任感的崩塌。彼时，一位北京的母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还是会购买国产奶粉，但会选择较大的品牌，并且在它们之间频繁切换，理由是“如果不慎中毒，至少不是同一种毒素的重复积累。”

几乎是一夜间，中国牛奶的销量暴跌，许多富裕的父母此后只为年幼的孩子购买外国品牌的牛奶。许多外国奶粉的进口量也随之猛增。为了阻止代理商购买过多的奶粉以在中国转售，澳大利亚的商店禁止批量购买婴儿配方奶粉；新西兰也有一定时期的定量配给公式。

 

为了重建对中国农产品的信心，中国加快了乳制品生产的产业化进程和对大型农场的投资，并鼓励小农户将奶牛带到指定的区域，并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国家还会实行严格的许可制，迫使许多规模较小的牛群完全退出了乳制品的生产。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前，中国70%的奶农，人均拥有不到20头奶牛；六年后，这种小型牛群养殖场的数量占比下降到了43%，拥有超过1000头牛的工业单位则占到整体奶牛数目的近20%。

 

2018年，一批外媒记者被邀请到了内蒙古的一个示范工厂——中国圣牧，目睹了中国乳业高科技化、集约化发展的趋势和成果。中国圣牧有机乳业于2009年成立，旨在应对三聚氰胺事件，并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得益于黄河的灌溉和近年来种植的大量树木，圣牧将乌兰布和沙漠巨大的沙丘景观改造成了一个通过23个工业单元，饲养10万头荷斯坦奶牛的农场。

 

但圣牧的成果并不能掩盖中国蓬勃发展的乳业对其原生态的巨大伤害。数十年来，由于过度放牧，强制性定居，封闭和搬迁政策以及工业发展，传统的游牧民生活方式遭到破坏。如今，该地区的草原已经严重退化，放牧受到限制，戈壁滩正在蔓延。

 

“重塑”牛奶，依然是现代中国崛起的标志性功绩。党的“十三五”计划的首要任务，就包括奶牛牧场从小规模存栏向较大的工业化养殖场转型，来保证14亿人口的牛奶供应量。

 

当然，这需要一系列非凡的壮举才能实现，包括克服人们对乳糖不耐症的影响，以及建立一个巨大的牛奶市场，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涉及到农业私有化，允许加工企业成为集团公司，甚至将荒漠地区转变为巨型的工厂和牧场。

 

04 反弹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不断发展的乳业正对全球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不仅有“赞叹”，还有“反弹”。

 

一方面，奶牛牧场需要消耗大量的淡水资源——制造一升牛奶大约需要消费1020升的水；由于中国本就遭受水资源短缺之苦，不得已便不断在外国购买土地和水权，并在其他国家建立大型加工厂。

 

另一方面，畜牧业也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畜牧业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4.5%，超过整个全球运输部门的综合，其中，和牛有关的排放量占到畜牧业整体排放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因为反刍动物的消化和排泄过程会释放出大量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一种强温室气体）。值得注意的是，将牛奶长途运输到城市超级市场，也产生了更多的排放物。

 

此外，中国不仅砍伐了大片的森林，以开辟土地来种植畜牧业需要的饲料农作物，还进口了全球大豆贸易总量的60%以生产其所需的高蛋白饲料。对进口大豆的需求，对外也成了亚马逊和巴西大草原森林砍伐的主要驱动力。

 

根据中国和荷兰学者的一项研究，如果在不改变当下耕作方式的前提下，中国的牛奶消费量如预期般的增长，近乳业的全球排放量就将增加35%，而全球为中国饲养奶牛所需的土地将在未来30年内增长32%。

 

该研究的主要荷兰籍参与者杰拉德·维尔索夫（Gerard Velthof）表示，中国将牛奶消费量增加三倍的雄心“将对全球造成重大影响”。这片土地上、现有的压力将迫使其进口数吨的国际饲料，以满足不断增加的牲畜数量的巨大需求。有外国研究人员指出，这只是将增加的水，土地和氮污染的环境负担转移到其他国家。

 

同样，如果中国完全依靠全球进口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牛奶需求，那么其他国家的乳品生产将开始与其他类型的食品生产争夺土地：在新西兰和欧洲等主要的牛奶生产地区，土地使用实际上分别上升了57％和39％。

 

如果按照国家目标和一些金融分析师的预测，即便到2050年中国对乳制品的需求再增加三倍，那么，中国人的人均消费量仍将不到欧洲平均水平的一半。鉴于其人口规模，这提出了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世界实际上可以维持多少头牛奶以满足中国人的胃口？

事实上，为了适应自身需求的增长，中国一直在购买土地、资源以及世界各地的乳品厂和加工厂。

 

根据“一带一路”的倡议，我国计划建设前所未有规模的公路，铁路，电缆，管道，作为将中国连接到世界各地的资源和市场港口的基础设施——重中之重是在对粮食安全的议题上。该计划于2013年推出，预计成本将超过1千亿美元，并横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借助新的数字网络，这将使中国能够更广泛地获取粮食资源，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

 

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渐放缓，对于中国来说，兑现“人们将比以前变得更好”的承诺至关重要。

 

如今，虽然国家所有权在生产资料和分配资料中的比重的已大大减少，只占整个企业的25％至30％。但国家仍然保持了通过成为重要股东来保持各种控制权，例如伊利，蒙牛等行业龙头公司以及圣牧等新兴公司在私人股东和外国资本充足下，依然可以通过内部党委委员会优先获得国有银行贷款或国有资产（例如土地）或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权。

 

客观而言，这也造成了中国乳业与西方一些国家的紧张关系，主要针对中国自由市场的开放程度。

 

跟踪中国乳制品市场近三十年的荷兰合作银行高级乳品分析师彼得·保罗对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大且正在增长的市场，乳制品消费的增长是由中国政府推动的。可以确保人们负担的基本部分，无论是食物还是燃料，都能负担得起。但现在，他们也要照顾自己的粮食安全。”

 

他对这些外国投资持乐观态度。“中国政府对外国合作有着长期的兴趣。只是不允许外国人控制生产。”

 

不过，也有研究人员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中国的牛奶需求都会对地球产生不利影响。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限制这种影响的程度。

 

如果中国成为可持续奶业创新的枢纽，并将其国内牛奶生产与全球最高的可持续性标准保持一致，那么它将使牛奶生产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12％，土地使用量减少30％。例如，改善粪便管理，这是奶牛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此外还包括对动物营养进行投资，以确保最有效地生产牛奶，同时使用最少的土地。

 

在最后，研究人员写道： “最佳选择是中国通过技术的不断革新，自主生产额外需要的牛奶。”（文中部分信息来源于：Felicity Lawrence, the Guar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