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岭南麓奔流而下，至汉口汇入长江，汉江没有一刻停息。每年汛期，武汉两江四岸的江滩公园，亲水平台时有淹没，武汉人会幽默地说，像看海。

  坐镇江城的近600年间，河口的龙王庙俯视大江大河，看着滩涂退后、码头兴起，筏排和帆船逐渐被轮船和巨舶取代，顺流而下的还有小龙虾。

  湖北人对“撮虾子”的热爱，从武汉满大街的小龙虾餐馆可见一斑，哪怕在热门地段，品牌门店数量也可达到30余家。原农业部2018年发布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小龙虾全社会经济总产值约2685亿元，龙头湖北省独占849.9亿元，是第二名江苏省的近两倍，接近第二至第五名的产值总和。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小龙虾。

  每年4月，当武汉吹起全城吃虾的号角，远在石首市天鹅洲的渔民杨家炎，开始从自家稻田捞起一筐筐青红色的小龙虾。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虾稻共养的虾子品质好，个头比吃饲料长大的普遍大一两厘米，可以达到5钱以上，收购价贵一半，最近是每斤14元。

  养虾苦，没有捕鱼生钱，当了一辈子渔民的杨家炎说。上世纪90年代，长江渔业丰产，最好的时节，渔民一天可以收成一万元，早早当上了“万元户”。他不曾想到，十几年的社会高速发展，让母亲河背上了沉重的生态枷锁——水体污染，渔获悬崖式减产，土著物种连锁消失……“（长江）迟早要禁渔，得想办法找出路。”杨家炎说。

  窗口期还有半年，2020年长江流域将实施全面禁渔，沿线数十万渔民的安置和转产转业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渔民世代漂泊水上，离开长江，告别熟悉的生产生活方式，他们将何以为生？

  杨家炎快60岁了，一双红肿的手，纹路像沟壑深刻，这是渔民生涯留下的印记。他说，自己还是习惯住在能看到江的地方，能时常摸到江水。

  然而，爬过“风口”的小龙虾，这次能否顺利爬进渔民的钱袋子？6月，第一财经记者跟随“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宣传系列活动”，走进湖北，实地探访长江渔民近况，了解全面退捕后他们的出路所在。

  天鹅洲的变迁

  长江裁弯取直，天鹅洲形成21公里长的故道，留住了长江下游最完好的一块湿地。古朴的地形风貌下，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守护着国宝白鱀豚和麋鹿。

  杨家炎所在的村子有三百来人，均以捕鱼为生。天鹅洲洲滩纵横，与长江的连通度不高，独特的生境延缓了自然资源衰退的速度。杨家炎记得，从前天鹅洲最多的是鲢鱼、黄颡鱼、鲶鱼等，幸运的话还能看到一群白鱀豚。

  他的命运也因为守豚、护豚，走上了与祖辈截然不同的方向。1980年，一只雄性白鱀豚被渔民误捕，刚20岁的杨家炎参与其中，看到铁钩在豚的背部留下两个深深的血窟窿，这个年轻人心有不忍。最终，受伤的白鱀豚被中科院水生所救助，取名“淇淇”，在武汉白鱀豚馆度过了22个春秋，是最后一只人工饲养的白鱀豚。之后，这一物种不可避免地滑向灭绝深渊，2007年被宣告功能性灭绝。

  救起“淇淇”之后，杨家炎跟着中科院水生所豚类专家王丁，开始保护长江仅剩的淡水豚类——长江江豚。因为习性相近，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起初捕了5头长江江豚一同试养，20多年过去，目前种群数量稳步回升至1000多头，这是杨家炎最自豪的事。

  但不是所有渔民都能理解他的志愿，直到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真正落实，天鹅洲故道的捕捞活动才被禁止。老一辈渔民把船拖上岸，收起渔具，开始学着种地。年轻人多外出打工，赚的比捕鱼少，工作总做不长。

  杨家炎的日子也不好过。5年前，他借钱租了村里100亩地，经营虾稻共养，在稻田里开挖渔沟，筑高田埂，将水稻种植与小龙虾养殖结合。不过，因为没有经验，第一、二年，大水漫进稻田，小龙虾伺机逃跑；第三年，隔壁杨树基地打农药，将农药瓶弃在田里，导致小龙虾折损近60%。

  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淡水项目经理程琳发现，小龙虾并不像人们想象中“在臭水沟长大”，当水体缺氧、缺食以及受污染时，它们就会爬出水面。也因为小龙虾与昆虫的亲缘关系比鱼类更近，它们对杀虫剂很敏感，因此共养小龙虾有利于控制水稻病虫害，从而减少农药用量。

  经营虾稻共养，杨家炎没少交学费，刨去物料和用人成本，他亏了3年，直到去年勉强盈利。尽管如此，租约到期后他又续了5年，35岁的儿子在他的支持下，今年尝试养殖40亩小龙虾。不少村民看到老杨家的水产养殖红火，也跟着投钱准备大干一场。

  从源头到河口，都在为长江退捕做准备。

  从捕鱼到养虾

  小龙虾学名克氏原螯虾，原产美洲，作为“最失败的入侵物种”，它不仅壮大了中国人的餐桌，如今已占据水产养殖产业中当仁不让的C位。

  从2007到2017年，全国小龙虾养殖产量从26.55万吨增加至112.97万吨，增长325%。从地区看，2017年，湖北繁殖了全国55.91%的小龙虾，产量达63.16万吨。去年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前夕，十万只来自湖北荆州的小龙虾，通过汉欧铁路发往莫斯科。

  “转产后的渔民需要出路，涉及近30万人，这不是个小数字，肯定有人还没有找到。在鱼米之乡，搞水产养殖是比较类似的出路，至于养什么，从经济效率考虑，利益回报比较高的，也容易转。”水科院长江所首席科学家危起伟研究了30多年水产养殖，他告诉第一财经，湖北素来是小龙虾养殖重地，虾稻共养模式成熟，渔民养殖小龙虾风险小，收益上更有保障。

  “中国小龙虾看湖北，湖北小龙虾看潜江。”2000年左右，潜江成功探索虾稻连作，开展稻田养虾，后发展为虾稻共养。至2017年底，全市虾稻共养总面积达65万亩，亩平综合效益达到4万元，潜江小龙虾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30亿元。

  汉江和东荆河为潜江带来丰沛的水土资源，加上人工河网的兴修，这里五里一渠，十里一湖，稻田里几乎都安装有生态杀虫灯，养出的潜江龙虾尾肥体状，鳃丝洁白，前螯有力，连虾壳也能变废为宝，经过科研转化增值。

  杨家炎不懂育苗，他的虾苗就是在潜江收购的。和他一样，大多数渔民世代生活在长江，靠天吃饭，靠风发财，他们熟悉水文渔汛，对养殖却很陌生。跟捕鱼相比，虾子发育慢，养殖繁琐，风险大，收益不够稳定。

  “有人说渔民懒，其实他们的规律和农民不一样，资源攫取型的行业来钱快，收入是阶段性的、随机性的，现在一天挣上千甚至上万元也有，打工这点钱渔民可能还看不上，觉得累。”WWF北京办事处及长沙项目办主任蒋勇，曾在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十余年，和渔民打过很多交道。在他看来，渔民群体的心理、习惯，跟陆地上的居民是有差异的，不能强行推进转产转业，哪怕这是转型必经的阵痛。

  2003年起，长江10省市共8100多公里江段，开始实施为期3个月的春季禁渔；2016年起禁渔期延长至4个月，并覆盖长江主要干支流和重要湖泊。禁捕政策逐年升级，2018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由此，长江沿线渔民整体退捕被提上日程。

  据《农民日报》去年报道，长江流域登记在册的合法捕捞渔船11.33万艘，涉及渔民27.83万人，加上不在册、不合法者，实际人数近30万。除了到位的补偿制度、人性化的过渡安置，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方案中应配套社会保障和就业指导。

  渔民上岸后，长江有望告别人鱼相争的历史。“老一辈渔民随着年龄增长慢慢退出，二代渔民很少，年轻人不会捕捞，都去外面打工，哪怕贩贩鱼、做个餐馆，这个群体本身就在自然萎缩。”蒋勇说。

  小龙虾产业隐忧

  七月流火，被网民调侃“四大火炉”之一的武汉却“熄火”了。气温难以回升，杨家炎的百亩小龙虾较去年减产了两成。他担心，今年掉量掉价，空忙活一场。

  从前端的养殖到分销，再进入餐饮及后端销售，小龙虾已经缔造一轮近3000亿元规模的吃货经济。无论线上线下渠道，各路资本纷纷入局，融资千百万元，前有传统餐饮新辣道和周黑鸭创始人投资的信良记和聚一虾，后有前华为工程师创立的松哥油焖大虾，借着小龙虾自带的社交属性，卷福小龙虾的投资人、褚橙操盘手蒋政文更是喊出，要像卖可口可乐一样卖小龙虾。

  更夸张的是，去年荆州一家液氮厂家告诉媒体，因为大量调味虾需要液氮冷却，荆州液氮价格从4月开始暴涨，从原先的700～800元/吨，最高涨到1800元/吨。按照一吨虾用一吨半液氮的配比，2018年该厂家一半的液氮从工业用途转移到了小龙虾产业上。

  小龙虾产业坐上了过山车，它攀得越高，危起伟越担心，没有正确引导市场，供应链断裂，结局就是产业崩盘。1984年大学毕业分配至水科院长江所工作的30多年里，他见证了太多的养殖神话和产业悲剧。1991年左右，湖北开始力推中华鳖养殖，将冷血的鳖放入温室加速生长，一年就可上市，没想到供过于求，5年后亲鳖从好几百块掉到几十块，“我们所亏了几千万元，很多企业从天上掉到地上。”

  “甲鱼、大鲵养殖都是如此。垮了一批之后，市场回到理性的价格，其实造成很大的资源、资金浪费，也导致生态问题。”危起伟告诉记者，小龙虾掘洞能力强是否破坏堤岸生态、会不会与本地物种竞争资源甚至直接取食？这些问题都需要专业的风险评估来论证。在程琳的研究报告中，她还警示：在没有小龙虾分布的区域，要谨慎这一物种侵入，因为相对隔绝的地方往往生态更加脆弱；同时，防止市场无序扩张，导致大量滞留的养殖个体流入天然水体，可能加剧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时至今日，小龙虾出现在长江流域近90年，已形成野生种群。浩瀚的长江包容、接纳，也吐新，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抽掉一块砖，建筑会有变化。长江生态恢复之后，肯定会有大量新变化，总会有空间让过去衰退的种群得到修复。”蒋勇认为。